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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礼是中国文化之心”。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中国先哲希冀经由“礼治”，逐步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何为“礼仪之邦”？中国为何会走上礼治的道路？兹事体大，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2020年10月，安徽歙县徽州古城进行非遗民俗表演，演员演出《礼仪之邦》。中新社记者杜洋 摄
中国人礼治的理念始于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有鉴于商纣王腐败失德而亡国的教训，周公提出了勤政爱民的“德治”纲领，并将它转换为可操作的制度体系，从而有效地将德治思想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其后经孔子与七十子后学，以及孟子、荀子等人的弘扬和完善，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西汉以后，作为理论形态的《仪礼》《周礼》《礼记》先后被列入学官，不仅成为古代文人必读的经典，且成为历朝制礼的基础，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极之深远。随着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礼乐文化成为东方文明的重要特色。《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就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社会生活规范，大到政府的典章制度，小到人际交往的规矩、个人修身养性的法则，乃至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无不在礼的范畴之中。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几乎涉及古代社会的所有领域，略举数端如下：在理论层面提出礼是人类自别于禽兽的标志。孔子最早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命题，七十子接着展开深入讨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不是有没有语言能力，而是能否按照礼的要求在生活。《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因此圣人“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懂得“自别于禽兽”，就是有了文化自觉。为了唤醒人的文化自觉，儒家把礼作为文明与野蛮相区别的标志。相传孔子作《春秋》，以为万世龟鉴。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儒家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道相贯通，礼就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故在礼的设计上，处处依仿自然，使之与天道相符，由此取得形而上的根据。《礼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左传》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礼是国家典制。《周礼》设计了一套理想国的官制，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六官各辖六十职，共计三百六十职，象征天地三百六十度。隋唐以后，这套制度成为官制的基本模式，包括民户编制、赋税法则、军政仪式、司法制度、营造法式等，如何做到合理，均在擘画之中，而且无不归在礼的名下。礼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准则，也是中国人高雅的生活方式。在人际交往中，通过在称谓、站位、迎送、宴饮等环节上精心设计的各种仪节，体现尊老敬长、孝亲睦邻、自谦敬人、和谐为上的理念。即使是由于空间阻隔，双方只能用书信交流时，也有特殊的礼貌用语。人们在行礼过程中体味崇高、庄重、肃穆、威武、豪迈、仁爱、和乐等多种情感。
2018年2月，农历小年，十二对家庭身着古装在湖南宁乡炭河古城进行了一场跪拜父母行周礼仪式，子女们向父母跪拜、敬茶，以此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情。中新社记者杨华峰
摄
东西方文明是当今世界并行不悖的两大体系。梁启超说，两者的关键区别是，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西方是宗教文化，以神作为中心，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故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然而，人心本恶，人有原罪，人的灵魂只有上帝才能管束，所以要用法治作为保障。中国从西周开始，就已走出鬼神的阴影，懂得在“仓廪实”与“衣食足”之后，把注意力放到人类的道德成长上面，物质与精神要同步发展，并由此迈入了“人本主义”时代。认为人心本善，人的灵魂要自己管，即是用体现道德理性的礼来“修己”与“治人”，不仅要自求多福，同时要把社会管好。西方国家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风俗差异很大，而礼是超越各地风俗，并使方言、习俗迥异的四方之民拥有一个共同文化核心，一个大国、亿万民众、几千年来凝聚为一而不分裂，礼起了最深层的作用。中华文明声播海外，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文明的魅力。当年，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其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礼乐文明对于改变这些地区的习俗，加速向文明演进，起了重要的作用。
2014年5月，一对外籍夫妇在重庆体验中国传统汉服集体婚典。中新社记者周毅 摄
令人汗颜的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在韩国、日本保存颇多，并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在本土，使用传统礼仪与雅言的人已经日渐稀少。作为民间最普遍、最隆重的婚礼、生日礼仪等，正在急剧西化;而圣诞节、情人节等正日益成为中国年轻人的重大节日，令人担忧。近年，我们提出“文化自信”，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适其时矣。有人说，行中华礼仪就是企图复古。此说不可取。谁能让社会回到西周时代去?别说西周，就是回到清代也做不到。其实，古代儒家也主张与时俱进，《礼记》说：“礼，时为大。”与时偕行、随时损益，正是中华礼仪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现实生活中保留一些历史文化传统，并非坏事。举例说，现代奥运会的采集圣火仪式，就是古希腊时代被保留下来的，成为今人了解古希腊文明的珍贵史料。再如中国春秋时代流行的“乡射礼”，是一项非常正规的射箭比赛，有长度固定的射道、严格的比赛规则，比赛规程完整地记录在《仪礼》一书中。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先哲将它改造成“文射”，不仅要求射手命中靶心，而且要求外体直、内志正，气要下沉;发射的动作合于音乐节奏;与对手步步为礼，正确对待失败，“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等，强调身心与体魄和谐发展。这与早期奥林匹克运动片面强调体魄强健的理念判然有别，具有鲜明的东方文明特色。诸如此类，古代礼仪文化中还有很多，等待人们去发掘。
2019年3月，湖南宁乡炭河古城春季研学游启幕，高中生身着古装，在“礼官”的带领下参加复古成人礼，并现场体验西周礼射，迎接即将到来的18岁。中新社记者
杨华峰 摄
孔子说“富而好礼”，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说“君子富，好行其德”。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传统礼仪由衰而兴，表明了古代贤哲所论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今天，重提中华之礼，恰恰是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塑造当今国人内在精神的意义。时下社会上有所谓名媛课程，还有人让孩子上价格不菲的西方礼仪课程，鄙见，切切不可提倡。西方礼仪，是上流社会的交际手段，注重的是形体动作，如微笑露几颗牙齿、鞠躬弯腰前倾多少度、握手时停留几秒钟之类，与中华的修身进德之礼，完全不是一回事。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中华之礼逐渐体系化且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安定祥和、提升民众文化素质、塑造民族形象和提升民族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务之急是为青少年学生和社会制定一套既与优秀传统接轨、又体现时代特色的礼仪，在全国推广，唤醒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激活长期蕴藉于民间的家国热情。个人少些戾气，社会就多些和谐。
彭林，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 供图
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礼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学》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日本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中正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法国“人文之家”、台湾中研院文哲所、韩国泰东古典研究所等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与历史文献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周礼》《礼仪》《礼记》与礼乐文化的研究。著有《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等，点校《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经释例》等古籍。2011年10月在《百家讲坛》开讲《彭林说礼》。